古人的品牌起名：給藏書樓起名
很多中國古代的文人愛好集書藏典，《莊子·天下篇》中有：“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”這是古籍中較早關于文人藏書的記載，可見私人藏書源遠流長。同時，私人藏書也帶動了藏書樓的誕生，逐漸發展成一種文化現象。
古人為其藏書樓所提之名，或引經據史，或有所寄托，或仰慕前賢。總的說來，私人藏書樓的稱謂用字，以樓、閣、堂、齋為最多，室、房、舍、館、軒、莊、園次之。古代一些藏書家命名藏書樓時懷有炫耀心理，其中，以清代著名藏書家陸心源的“皕宋樓”最為典型。他一生求索宋元刊本書二百余種，這個數字不用說現在，在當時也是獨步海內的。他給自己的藏書樓取名“皕宋樓”，“皕”意為雙百，可以看出，對于這個藏書成績，陸心源頗以為豪。
另外，清代藏書家方功惠尤其鐘愛《文選》，平生注重收藏不同版本的《文選》，所收自宋元刻本以下有十種版本之多，因此其藏書室名為“十文選齋”。民國風流才子袁克文生前收得宋巾箱本“八經”（即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周禮》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），這八本書精美異常，字體細如發絲，袁克文愛惜備至，特辟一個名為“八經閣”的藏書閣貯存。
還有的藏書家為了顯示自己藏書的珍貴、豐富，干脆直接取所藏書籍來命名藏書樓，或概括所藏書籍的特色為藏書樓命名。宋代司馬光因收藏御賜圖書而將藏書處命名為“賜書堂”；清代藏書家馬瀛收藏有宋本《后漢書》《晉書》，因此將藏書室命名為“漢晉齋”；清代藏書家黃丕烈的藏書室很多，他將圖書按類別分室貯藏，其中有一室藏北宋本陶詩，后又得南宋湯氏注陶詩，因此這一藏書室被命名為“陶陶室”，另外還有一室藏有宋嚴州本和景德本《儀禮》兩種，因《儀禮》又名《士禮》，這一藏書室便被命名為“士禮居”。
古代文人作詩撰文往往講究用典，對于起名這件事也要引經據典，以表達美好的希冀和特定的文化情懷，這一特點也體現在藏書樓的命名上。
歷史上每一位藏書家的愿望都是希望自己的書傳世延年，不受水侵、火災。明代藏書家范欽的藏書樓名為“天一閣”，取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之意，此樓四面臨水，上通六間為一，中以書櫥間隔，堪稱中國古代藏書樓建筑的典范。
更多的藏書家在藏書樓的命名中表達了自己讀書、治學的態度。宋代尤袤的藏書樓名為“遂初堂”，“遂初”二字取自《遂初賦》，“遂初”意為辭去官職、實現隱退的初愿。清代錢曾有感《論語·述而》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于我老彭”一句，這是孔子提倡的一種治學方式，遂將藏書樓命名為“述古堂”。清代錢大昕的藏書樓名為“十駕齋”，取自《荀子·勸學》“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”一句，意在激勵自己學習鍥而不舍。